马者，贵兽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马的认知却惊人的一致。大约5000年前，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马开始步入人类社会的殿堂，一如光照大地的太阳，唤醒了人类的勃勃生机，文明便以无比豪迈的磅礴气势发展。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浏览历史，那文明于长风破浪的涌进中，总伴随着骏马的掠影。古希腊人认为：马是海神波赛东的影子，是神送给人间的礼物。中国人认为：马为龙的五世孙。


　　人类早期对速度的向往，终于在大约五千年前，得到了上苍恩赐的载体——马，于是人类开始了奔腾浩瀚的文明进程。


　　马最早是人类猎取的食物，由于其机警、敏锐、速度和忠诚，渐渐被用于农耕、交通，特别是军事。甚至于到了近现代马都是极其重要的“军备”，“马为活兵器，并为军之原动力，故古来称武事者曰兵马，总揽其事者曰司马。可知马之为用重且大矣……”一位前国民党军官这样评说马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甘肃的山丹军马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培育良骥骏马的天然牧场。据《资治通鉴·汉纪十一》载：“（元狩二年）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过焉支山千余里。”驱逐匈奴后，即在汉阳大草滩（即山丹马场）开始大量屯兵养马，这是中国官方设营养马的开始。从此，河西走廊就成为历代皇家养马的基地之一。1949年毛泽东曾电令“要完整无缺地将大马营（山丹）军马场接收下来”，接管山丹军牧场时，有马9763匹。


　　在田壮壮导演的纪录片《中国最后的马帮》里，中国西藏与云南交界的高山峡谷中，有一个被称为“死亡之谷”的独龙江峡谷。这里与外界每年有半年的时间被大雪隔绝。官方为了救助一个只有几千人、在峡谷里顽强生存的独龙族，几十年来一直靠一支国家马帮运输粮食和生活资料。这是一部正在消失的历史真实记录。虽然路还是叫“马路”，火车轨还是一驾马车的宽度，但马却和交通运输悄悄地“告别”了。


　　显然今天，人类已经告别了马在人类文明中占据重要角色的时代，马在人类进程中的辉煌已经不再。这种曾经是对人类做出最大献身的动物已经淡出了人类的视角，它们现在更多地是在娱乐和竞赛场所才被人们注意到。


　　就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马也是一个地方一个样。从东西伯利亚横向西，马从短小、粗壮，到相对高大、细致，这种自然形成的马被称为原生马，当然还有纵向南国的一支矮马。今天我们所见的，俗称“大洋马”的是人类用生物工程技术定向培育的专项马，我们称它们为育成马。马分为品种马、杂种马。前者有稳定的遗传和种群，后者的遗传不稳定。目前，北美、澳洲的所谓野马是人们放生的结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野马，这说明了马的可塑性极强，一经捕捉很容易驯化。但澳洲的布伦勃斯马，比普氏野马还难驯化。当年，布伦勃斯马为淘金人差役，改为牧放后，马被放生，这些马未被骟过，后大量繁育，争抢牧场，被人们射杀。与人亲和的马被杀尽后，那些身怀敌对基因的马进入澳洲腹地，便自成冥顽不化一族。


　　 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只有中国曾为马发动过战争。那就是两千一百年前汉武帝为夺得大宛国（今土库曼斯坦）的汗血马而发动的远征战争。


　　其实那场可歌可泣的战争是人类帝国独裁史上少有的荒诞。武帝笃信道教，只想着长生不老：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原来武帝是要借天马羽化升天成仙，但客观上造成在公元前60年，中原王朝建西域都户府替代匈奴，完成了对西至里海，东接贝加尔湖的行政管辖。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骑术盛行，战术也由车战发展到以骑兵为主。从此开始了谁掌握了马，谁就是第一帝国的时代。在汉武帝统治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样的强大昌盛一直保持到唐代中期。汗血马也在唐后渐渐“远去”。汗血马来华后大力改良了我国地方马种，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经专家论证，此马正是汗血马与当时西北马杂交而成的马匹。


　　汗血马在我国古代又称“大宛马”、“西极天马”，原产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科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之间的阿哈尔绿洲，可以说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和最优秀的马种之一。因其在快速奔跑后，会在前脖及肩部渗出红色似血的物质，故称“汗血宝马”。中国人说的宝马良驹指的正是汗血马，说它能够“日行千里，夜走八百”。


　　“汗血宝马”作为一种文化、一个传奇在中国的影响延续了两千多年，但“汗血宝马”却不能在中国一直繁衍下来。因为要使一个马种连续正常繁衍或保种是需要一定数量（3000匹以上）的基础马群。另外中国的地方马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任何马种引入后，都会被其所“包容”，地方品种虽然身高、竞技等方面不如汗血马，但其生物适应性要远强于外来种。同时古代作战用的马匹多数被阉割，使许多优秀的战马失去了繁殖后代的能力，加上没有周密的繁育计划，引入的外来种无例外地都走着从引种、杂交到改良以至消失这一过程。


　　1950年，出于改良役用马匹的考虑，中国从前苏联引进了112匹汗血马，主要放在内蒙古锡盟进行纯种繁殖及改良本地蒙古马。但至今又已全部消失。


　　 古希腊人认为：马是海神波赛东的影子，是神送给人间的礼物。中国人认为：马为龙的五世孙。这非同凡响的物种与人类携手，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世界。


　　“雪中放去空留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控耳边寒。”这是在描写一匹白马。在中国，马，特别是白马总是被蒙上传奇和宗教的色彩。比如为纪念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之劳，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建寺取名为白马寺。


　　其实同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汉族也是一个在马背上诞生的民族，他们真正的先祖是羌，主体文化也源于西北，和田玉横贯华夏就是佐证。


　　当然华夏之族的融合要早于夏、商、周，而华夏族的代表轩辕氏黄帝，传说中就曾切肤地将马誉为“济世之基、立国之本”。正因为有马背上的彻悟积淀，至汉武帝，强大到一个汉兵可对付20个匈奴兵时，匈奴骑兵一经汉骑兵攻击便大喊：“汉子来了，汉子来了”。进而由华夏演变为汉族，在马背上打出一个汉族来。我们今天还不自觉地在引用“汉子”来赞誉什么人。当然匈奴也是华夏一族，是夏禹、淳维之后，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自公元前5世纪，在中原掌握了三元文化（农耕、游牧、舟楫）的各国打击下，退居草原的六戎，由头曼将其一统，与华夏割裂，并正告汉帝，君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正式拉开了游牧与农耕在中华大地上连续2千多年的大碰撞。


　　 现在看来，两千年前中国人发明的马镫是一项意义颇为深远的发明。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数的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却对历史产生如此催化剂的作用。”英国史学家李约瑟曾把马镫对欧洲历史的神奇作用与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进行了等价对比：“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马镫虽然很小，作用却很大，它可以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人和马的力量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力。骑兵之所以如此凶猛，是依仗装备了的马镫。 古人说，骑兵对步兵， 小阵，是以1敌3；大阵，1敌5。


　　“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为了一个“行”字，中国人发明了蹄铁，以至于重要到“无蹄即无马，无铁即无蹄”。汉帝国文、景两代无为而治，为主动出击漠北的最大技术贡献就是发明了蹄铁。史记：“武帝为伐胡，盛养马。马来食长安者数万匹，率牵掌者关中不足，及调旁近郡。”掌者就是铁匠，就是给马挂掌钉蹄铁的师傅。历史上所有帝国的发展和巩固，都关乎马的技术革命。


　　马车的发明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古代由此有了新的工具。根据唐《通典·王礼》的记载：“及陶唐氏制鸾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这是说马车始行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而且指明奚仲等人是马驾的发明人。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发明了第一具牲畜的鞍子，以后又发明了马脖子的轭具，到13世纪才传到欧洲去。
　　
　　骑马与驾车开始结合并用于驿站交通。古代的陆地交通，主要依靠驿站组织，而驿运的发展，首先需要马，所以驿马在古代中国的地位仅次于军马。中国的驿站交通及其制度是世界上最早而且最完备的，在有邮电以前，官方主要利用它维持通讯联系。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各国均有这类设置，到唐朝更为发达，关系到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至与他国交通的建立。


　　汉唐的驿站每三十里一置。唐驿每站备有马八至七十五匹，无论骑或乘车，每站可休息，也可径行十站以上。例如唐朝从范阳（今北京市）报信到临潼，计程约1100余公里，只需6天时间，这是采取接力传递的通讯方法，由此可见驿马的工作效率。杨贵妃爱吃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也是靠驿马的功劳。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在蒙元帝国时代，驿运更为发达，与各汗国的联系就是靠马力。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到大都（今北京），在他的游记中，说得更为壮观，每站多到有马20至400匹，备有驿马共30万匹，专供大汗使臣所用。


　　风靡近世的马术运动，又称马背上的演技，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尤其在盛世的唐朝，更发展到历史上空前的程度，其中如宫廷里的舞马会随音乐节奏而舞蹈。盛唐总有振聋发聩之举，每当科举，进士及第，照例要到长安月光阁聚会，其中一个主要项目是让进士们打马球。


　　发动安史之乱而动摇了大唐帝国的安禄山，曾在宫中观看过舞马表演，十分喜欢，便派人搜寻得几匹舞马，养于范阳。后安禄山被儿子所杀，这几匹舞马辗转易主，最后落到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手中。田氏没有见过舞马的场面，不知道这是一些经过特殊训练的马，而将它们与一般战马混养在一起。一日，田承嗣在宫中设宴犒赏将士，高奏乐曲，这几匹舞马闻乐而舞。养马的士兵不知缘故，以为马中了妖邪，挥起扫帚便打，而舞马以为主人嫌舞得不合节拍，愈发舞得起劲。管马军吏急忙将此怪异之事报告给田承嗣。田氏不明其故，下令狠加鞭打。不料鞭打愈狠，马就舞得愈整齐，最后都被活活打死。从此，舞马业开始凋零，虽偶或在民间有所复兴，又哪比得上百骏齐舞。唐墓出土的鎏金酒壶上显示的“衔杯舞”，正是唐宫中表演的著名马舞项目之一。现代奥运会，盛装舞步赛需要有人驾驭指挥，马才可跳舞，这与唐代相比可谓差之大矣。


　　一提到马，人们最自然的联想就是北疆大漠那苍凉悠远的长调，如狼似虎的万众铁骑，以弓马君临天下的中国皇帝和用骑士制度维系的西方王权。古往今来，马背负载的一定是强者。


　　 凡是有文明古国存在的地方，都有过显赫一时的赛马。在我国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孙膑帮助田忌赛马的故事，可见那时马就已分成“三等”来比赛，这一充满智慧的思想正是现代赛马“分班制”的雏形。


　　现代赛马起源于英国。1174年，坐落在伦敦的Smithfield的公立赛马场开业后，有组织的骑师赛马竞赛便在英国正式开展。18世纪，赛马发展为英国的一项重要运动。现代赛马引入中国大约是在1798年，据《China Races》记载，在1860至1870年北京曾举办过多次大型的赛马活动，每次观众人数不少于8万人。现代中国最活跃的赛马一直在香港和澳门，而不在大陆和台湾。


　　赛马在现代中国未能实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把赛马和赌博联系上了。然而这至少在经济上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产业。在澳大利亚，赛马业是第三大产业，仅次于羊毛和煤炭业。在香港，每年赛马的税收占了总税收的9%以上，马会是香港的慈善总会。港人的电话费便宜是因为有马会在支持，香港科技大学和海洋公园也是马会送给港人的。


　　香港赛马已经有了150年的历史，简直成了整个赛马世界的典范，最高时每年的投注额超过了1000亿港元，整个赛马会也就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慈善机构，为香港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近些年由于经济不景气等多方面原因，投注额一路跌到了600多亿港元。每年香港都会有许多国际赛马大赛，这对香港民众来讲都是盛大的节日。2004年，一匹马在香港国际赛期间竟然拍出了600万港元的天价。现在赛马业也渐渐出现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这包括已经建好赛马场的大连和正在考察投资的青岛和泰安。在经济发达的东部，一旦政策宽松，马业一夜间便会爆发起来。大连的林风雷，这个军人的后代，他把马背上的运动称为一项顶级的贵族运动，尽管遭遇到很多困难，如今他还是如愿地在大连郊区经营起一家自己的骑马俱乐部。


　　内蒙古是一个有着独特马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地方。去年冬天，我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参加杰仁苏木举办的“首届马文化节”。那天牧民们骑着蒙古马走几十公里来参加他们的那达慕。“旷野无涯际，缓马放歌行，水草丰盛处，调长舞雄鹰。”成百上千的牧民穿着蒙古袍，握着套马竿，和精心“打扮”的爱马在一起等待着盛大节日的开幕。


　　上午9点，150多匹挑选出的蒙古马在牧民，也是专业骑手的驾驭下，在越野车和草原牧民们欢呼声的带领下向15公里外的终点进发。天空中回荡着的蒙古长调《黑骏马》……。几百年前的某一天，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可能也是这样迎着寒风，驱赶着牛羊，跨下蒙古马一路向西远征，去开疆扩土，纵横欧亚。


　　我忽然害怕了起来，想到如果没有了马，这里就是荒原，没有生机、文化和传奇，也不会有如此的场景。而有马的文化才是草原的灵魂和魅力。然而现在这些马文化正在这里褪去。因为近年来，锡林郭勒草原马匹数量和品质直线下降。西乌旗是个牧业大旗，上世纪90年代马匹曾达到10万余匹。而现在只有1.4万多匹。一个原因是牧民用上了汽车、摩托车后把骏马抛弃，还有由于生态恶化和为了草畜平衡，牧人们很难去繁殖马群。


　　一次，我来到大连的一个小型肉食品厂，从这里我得到该厂十几年来的屠宰马的数据：吉林马15000匹、三河马200匹、顿河马600匹、黑龙江马150匹、苏维埃重挽马3000匹、阿尔登马200匹、铁岭挽马60匹、金州马50匹、伊犁马200匹、山丹马200匹。在这里马的品种没有了区别，它们只是以每斤不足4元被用来卖肉。


　　物质上的消亡也会把随之的文化带走。曾经走过战争、驿站、游牧鼎盛时期的族群马，现在也将伴随其中的文化悄悄地带进历史和博物馆中了，这显示着马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已经转行。